编者的话专家预测，在未来15年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将形成以京津为中心的北部增长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增长极、以成渝为中心的西部增长极、以穗深为中心的南部增长极和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增长极。在11月18—19日于武汉举行的《21世纪与湖北暨武汉论坛》上，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和科研机构及湖北当地的170余位专家学者对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经济带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既具战略眼光又切实可行的建设武汉、建设湖北、建设中部经济增长带的科学建议。为飨读者，这里刊发在这次论坛上的部分专家学者的论文摘要。
依据湖北省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我们认为湖北省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可概括为“四个基地，五个中心”。“四个基地”是对湖北省而言，而“五个中心”则是对武汉市而言的。
（1）建成我国重要的优质粮棉油和特色农业生产基地。湖北省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只要能充分利用江汉平原的良好基础、靠近主要消费区域的良好区位条件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都会促进湖北省商品粮棉油及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的进一步发展。
（2）建设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电力工业基地。目前已经建成、在建或者即将动工兴建的项目有葛洲坝水电站、隔河岩水电站、三峡大坝、高坝洲水电站、水布垭水电站等，这些项目建成后的总装机容量将达2300万千瓦，年发电量将达到1100亿千瓦时。湖北电力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3）保持和增强作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地位。湖北省的钢铁工业在全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999年湖北省的钢、生铁、钢材的产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五、五的位置。武钢、冶钢、鄂钢都是全国重要的钢铁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全国家用电器的生产重点在东部，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在西部，都距离湖北省相对较近，有利于湖北省钢铁工业的发展。
（4）进一步强化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的地位。湖北省是全国的汽车工业大省，汽车产量在全国居于前三位，是国家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将为湖北省汽车工业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合作创造更多的机遇。
（1）全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钢铁制造及深加工等制造工业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随着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湖北暨武汉市的制造业更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2）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心。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领域的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都取得了在全国领先的科研成果。从未来长期的发展看，武汉市的大量科技成果终将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在华中地区的中心位置将得到确立。
（3）全国重要的信息与物流中心。武汉市历来以“九省通衢”而闻名于世。发达的交通是商品、人员往来的必要渠道，有利于武汉市在物流上扩大吞吐能力，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加大量的要素供给。另外，由于武汉市在信息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其可以将区位优势变成信息中心。
（4）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武汉市是华中地区的人民银行分行所在地，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居民与企业的资金相对充裕，所有这些条件都将会有利于武汉成为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
（5）全国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中心。武汉市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实力较雄厚的城市，其中科技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继续发挥武汉市大专院校相对较多、科研人员能力较强的优势，将为湖北21世纪前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科技教育文化基础。
在全国的非平衡发展中，中部一般被认为处于“二传手”的战略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后，又有人提出中部将处于东西夹击的地位。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西部大开发给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
首先，西部大开发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格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将继续扩大。这说明，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来看，东部地区仍将处于优势地位，而中部地区处于中间地位，西部地区处于劣势地位。根据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要求，中部地区理应得到快于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就是说中部地区有条件获得快于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部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仍然处于承东启西的地位。
其次，西部大开发本身会给中部地区带来许多机遇：（1）中央给予西部的优惠特殊政策，中部也同样享有，这样中部在政策上并不处于劣势，而是获得了和西部同等的政策待遇。（2）在西部大开发中，西部许多重大的基础建设项目使中部受益。如西气东输工程、铁路公路的建设、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护工程等。（3）中部紧靠西部，地缘关系密切，经济交往便利，有利于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的发挥。（4）在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改善都需要一段时间，中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使中部真正快于西部发展起来。
但是，西部大开发也给中部带来了挑战，出现东西夹击的态势是完全可能的。从短期来看，中部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但从长期来看，中部的这种区位优势有可能被西部地区所跨越。中部要保持这种区位优势，就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比较优势的发挥，把区位优势建立在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
（作者夏振坤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国平系湖北省财政专科学校副教授）
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战略已在全球各大洲出现，当然是一个长远性战略定位，也是试验和实践过程。实践证明，生态城市战略实施有两种重要力量：一是政府力量，二是民间力量。
国外生态城市战略主要从空间形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地理条件构建生态城市战略规划框架；通过对生态城市衡量标准，探讨生态城市的产业生态化问题，认为这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强调生活方式的生态化对生态产业发展从而对生态城市建设的作用。国外生态城市战略已相当成功，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在建设“生态城市”战略上取得相当的成功，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市的成功经验已引起广泛的关注。
中国生态城市战略正式提出只有十几年的时间。1986年江西宜春市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正式开始生态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我国在与“生态城市”相关的“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卫生城市”、“清洁生产城市”等专项城市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截至1999年底，全国评出12个国家级“园林城市”，11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34个“国家卫生城市”。我国已8次获得“联合国人居奖”。我国有的城市还提出建设“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发展战略。重庆市提出创建“山水园林城市”战略；武汉市作了“创建山水园林城市综合规划纲要（1998—2000）”；长春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的“森林城市”建设已成效显著；宜昌市在2000年初实施“将森林搬进城市”的环保战略；南宁市、北京市提出“建设绿色生态城市”，昆明市“以人为本建设生态城市”，楚雄市建设“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现代化生态城市”等。
生态城市战略必须建立支撑体系：（1）自然基础；（2）经济支撑；（3）科技条件；（4）文化环境；（5）社会公正与稳定；（6）法律保障；（7）政策措施；（8）管理体制。这是一个粗略的生态城市战略支撑体系框架。武汉市建设生态城市战略定位中具备以上八个方面基本影响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武汉市建设生态城市的支撑体系，为生态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大名牌战略是对现有名牌战略的超越。所谓大名牌，实际上是以高科技创新为导向，以高市场占有率为标志，以高水平服务体系为基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并能获得重大利润的高质量产品品牌。而大名牌战略，则是实现上述大名牌目标的整体部署和规划。湖北省大名牌战略的构建思路，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大基点”。
一个中心，即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企业产品的设计、开发与生产必须围绕这个根本来进行。成功的品牌企业和著名的中外名牌产品的共同特点，就是时刻瞄准市场，以市场需求来实现产品定位。正是在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中，他们不仅完成了产品的市场开发，而且还在以后的跟进服务中，不断提高产品的水平、质量和档次，从而使自己的产品在众多品牌中始终出类拔萃，名列前茅。尽管21世纪世界经济走势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但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原则不会变；而且，由于品牌竞争的加剧，市场功能将更加强化，市场需求将成为品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三大基点，即资源配置、核心竞争力、系统配套。以资源配置为基点，即是说大名牌战略的构建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构建。品牌的研制、开发与生产，需要原料、技术、资金和人才多重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得以实现。缺少资源，或虽有资源但未能实现合理配置，都不能形成经济实力。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点，即是说构成品牌竞争力的要素固然很多，但关键的要素是科技、市场和人才，它们构成了品牌竞争力的实质与核心。离开核心竞争力，企业不仅难以创造出名牌产品，即使创造成功也难以形成市场优势。以系统配套为基点，即是说大名牌战略的整体部署和长远规划，还需要高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配套实际上是支撑名牌产品和企业的综合性要素的优势整合。此外，围绕大名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还需要政策层面、制度层面的合理构建和保障，这同样是系统配套的重要内容。
（作者邓剑秋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冯桂林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培养和造就大批职业企业家，应该是振兴湖北的首要任务。
首先，企业家是创业的主体。就创业而言，只有企业家才能最深刻地洞察市场走势，最敏锐地捕捉投资商机，最经济地开展创业活动，也才能最快捷地形成发展平台。作为企业来讲，第一资源是企业家，第一生产力是科技，第一推动力是改革，第一竞争力是市场。因此，无论是创业资本、创业活动还是资本积累，都有赖于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只有造就大批企业家，才能构筑经济起飞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在开放型的大市场背景下，单纯的资本形成及其规模并不能标志一国一地经济实力的大小，而在于其创新能力的大小。我们经常说经济技术水平低，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产品缺乏竞争力，原因何在呢？根子则在于企业家队伍创新精神的缺乏。因此，要彻底改变竞争乏力和经济效益低下的现状，必须从培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入手，这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再次，企业家责任是创优的动力，一个经济系统是否有竞争力，最微观最现实的标准是它的品牌效应，即它的产品和服务能否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为此，供应商必须时刻注重产品及服务的技术和质量，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塑造自己的精品名牌。因此，从利益关系上再塑真正的企业家，从企业家再塑入手到再塑真正的品牌，是我们面临的又一紧迫任务。
最后，企业家群体是创效的中坚。从理论上讲，职业企业家从他入聘企业掌管经营大权的第一天开始，便视效益为生命。因为他的毕生事业就是经营资本，他获得的经营大权建立在他与董事会签订的“军令状”基础之上。正是这种约束机制造就了真正的企业家，也造就了无数企业辉煌的经营业绩。在农业社会里，“耕者有其田”是一种最高理想；在工业社会里，“善经营者有其位”同样是一个奋斗目标。今天，我们要把整个经济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理应对合格企业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作者刘宗发系湖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研究员；龚益鸣系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东引西联，双向开发”的内涵，主要在于“引”、“联”二字，尤其是“联”字。所谓“引”，主要是指湖北通过政策的引导，吸引东部乃至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各省区的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所谓“联”，是指湖北与西部之间以共同参与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并以武汉经济区为基础，以互利互补、扬长避短为前提，实行最广泛最灵活最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联动和联合。“联”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中部与东部结合与西部联动、联合；二是直接与西部省区实行互补性合作，以避免中西部产业结构趋同，共同实现支柱产业的升级；三是与东、中部其他省区在开拓西部市场上实行分工。实施“东引西联、双向开发”战略的可行性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开放区位和市场环境看，湖北不是一般的内陆中部，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主轴线长江经济带中段，已基本具备实施梯度战略和扁担战略的客观条件，也是接受沿海经济辐射的首选地带和东中部向西部经济扩张的重要发源地。
第二，湖北兼有东西之长，有能力实行向东向西的扇形开发。与东部比，“东无我有”的资源、劳动力优势明显；与西部比，自然条件较好，农业资源优势比较突出，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城镇化和科技水平均较高，已建成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发展农业和以农业原料的加工业的条件优于西部，具备若干“西有我优”的竞争优势。还要看到，湖北在基础产业、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如汽车、钢铁、水电等），特别是教育产业，具有同东部相抗衡的竞争优势。
第三，如同九十年代初期沿江战略实施必然同沿海战略继续推进相衔接一样，现在西部开发战略也应同沿江战略继续推进相衔接。前一个衔接造就了既属沿海，又属沿江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的高速发展，后一个衔接将在沿江战略造就上海、武汉、重庆三大经济圈和城市群，特别是在武汉经济圈和城市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长江中游和上游经济带的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创造东引的周边环境。只有沿江开发与西部开发相衔接，才能真正形成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H”型大格局。
（作者系湖北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湖北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离不开国家整个大局的发展。因此，“十五”期间及21世纪前叶湖北经济发展战略，拟可采取和确立“高起点、高科技、高效益”的战略取向。
高起点，即战略定位的问题。从全局看，我们肩负着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同时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双重任务。湖北经济发展战略起点应确定在由传统的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阶段。这既是一个较高的起点，也是符合实际的起点。按照工业化过程划分的三大阶段的标准衡量，总体上可以认定，湖北正处于由传统的工业阶段向现代化工业转变的初始阶段。然而，工业化是一个动态范畴，如果从国内大环境的变动趋势来把握湖北的发展的话，那么，把向现代化工业转变作为湖北新世纪初的战略起点和目标，则是合乎湖北的发展实际和实力的。
高科技，即战略重点的问题。高新技术，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制高点。谁掌握了高新技术的优势，谁就掌握了经济和政治竞争的主动权。湖北省虽然是发展中省份，但具有一定的高科技基础和优势，可以在高科技发展上占有自己的位置，也有条件和能力运用高科技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如光电子信息技术等。因此，在战略上必须把高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作为湖北省新世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抢占先进生产力的制高点，加速湖北省的现代化建设。
高效益，即战略价值目标的问题。效益既是经济工作的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生命。没有效益的经济必然是泡沫经济，无价值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效益的竞争。而效益问题，多年来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问题。因此，必须把讲究效益作为战略问题予以提出，把效益作为各项工作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这不仅能够增强全省上下的效益观念，而且对于促进湖北省经济向效益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生产力要素迅速优化，智力日益凸显并越来越起决定作用的时代，国家（地区）、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最根本的就是智力的差距。落后，最根本的是智力的落后。武汉市同发达国家（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最根本的也在于此。武汉的这种差距，不是表现在智力资源的存量上，而是表现在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及创新、转化上，武汉地区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城市前列，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一直在中游徘徊，二者极不对称。丰厚的智力资源没有有效地开发、配置，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这是武汉发展的根本症结。
武汉在新世纪里谋求新的发展，不能只是在传统经济的框架内提新指标，而应当根据智力发展的要求，从整体激活智力资源的全局上，进行新的战略抉择。
一是高屋建瓴，直接切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将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经济的定势中拓展到全球化大视野，促进观念与理论的创新，从认识和尊重生产力特别是第一生产力发展规律、把握经济社会进步大趋势上谋求发展；二是把人才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确立人力资源根本的首要的决定作用，人的素质、人的创意、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三是把智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确立智力资源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将发展建立在知识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使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活的灵魂，具备无穷的动力与活力；四是新经济是建立在有效的社会结构、良好的社会秩序、完善的法律保障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它不仅是一场科技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将全面推进制度创新，由知识与科学技术创新生成的鲜活的生产力同适合这种生产力要求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五是智力更体现人的特性，智力资源的耐用性及其无限的创新裂变性，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实现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作者系武汉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在新世纪，湖北暨武汉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要以武汉为龙头，以产业为支柱，努力把湖北建成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之后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实现三个中心、两个基地建设的突破。首先在综合营运中心建设上要有新突破。武汉应借鉴日本东京——名古屋模式，以商贸营运为主，首先要发展成为国家级商贸中心和交通营运中心，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营运中心，以营运带动金融等各业发展。其次，国际中转营运中心建设的突破，主要是搞好国际转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仓储物流配运业务，发挥武汉保税仓库作用，组织现代化物流，同时组织建设若干超大型物流中心，开展陆海空直达运输。其三，生产服务中心建设的突破。要大力发展信息、资源服务业，使武汉成为国家级信息中心；大力发展会展业，建设现代化国际展览中心，逐步形成现代化展览业体系，使武汉成为东亚重要的国际展览中心之一。其四，技术创新中心与两化基地建设的突破。要彻底破除大而全、小而全的旧观念，以市场占有率为标准，在已有基础上对武汉工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行业进行再选择；着力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体、以都市加工和科技服务配套型的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工业新体系，形成一批深加工产业链的优势产业和有技术及竞争实力的优势企业集团；以武汉中国光谷建设为突破口，全力以赴建设好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最后，国际化生产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上的突破，在当前起步阶段，应着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出口加工区硬件建设步伐；二是加大出口加工区宣传和招商力度；三是研究和制定吸引国内外加工贸易企业的政策措施，并取得实效。
（作者系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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